多因素推動消費升級大眾新消費時代來臨
消費升級加快很大程度上是我國新階段新常態發展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居民收入持續提高、城鎮化加快推進、互聯網日益普及的必然結果，更是黨和政府供需結合、因勢利導加大惠民政策力度的效果體現。
一是大眾新消費時代必然伴隨消費升級。經濟學家羅斯托在總結發達經濟體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指出，經濟“起飛”幾十年后，產業體系具備了快速吸收和使用現代技術成果的能力，進入“成熟”階段，多數國家很快開啟大眾新消費時代。這個時代的主要標志是汽車、私人住宅等耐用消費品和大眾化服務進入普通家庭，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由工業成就轉換為消費和福利問題，社會資源也更多地被引導到耐用消費品生產和大眾服務供給，居民消費成為引導結構變動的主要動力。對照現實，近幾年我國汽車、住房等耐用消費品已成為大眾消費的熱點，生活服務消費快速增長，消費升級明顯加快。從產業結構看，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趨于“成熟”，工業化進入了中后期階段，工業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41.8%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33.8%,第三產業比重由41.9%逐步上升到50.5%。從全球分工格局看，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突出，世界大部分工業行業都離不開“中國制造”的貢獻。這些現象充分說明，我國已經進入大眾新消費時代，這個時代必然伴隨著消費升級加快，這既符合產業成長的一般規律，也與消費升級的國際經驗相吻合。
二是居民收入穩步提高為消費升級提供了支撐。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只有收入不斷增長，消費升級才有基礎。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類的需求劃分為不同層次，只有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們才會追求更高層次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多措并舉促進居民增收，居民收入增長連續“跑贏”GDP，為消費加快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2013年至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7.8%，比GDP年均增速高0.5個百分點。按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測算，2015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比2012年減少4324萬人，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總量。基尼系數持續下降，2015年下降為0.462，為近13年來新低。
三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為消費升級拓展了空間。人口由鄉村向城鎮集中，本身就意味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城鎮生活的快節奏，使居民更多地依靠購買而不是自給自足來滿足日常所需，由此帶動餐飲、家政等生活服務業的快速增長；人口的集中也使一些規模經濟門檻較高的行業獲得了快速發展，特別是為醫療衛生、法律咨詢、教育培訓等專業技術服務和公共服務創造了巨大需求；人口的集中還大大加快了信息的傳播速度，有利于加速新產品、新服務、新消費熱點的成長。2013年至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由53.7%上升到56.1%，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據初步測算，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拉動消費增長約1.8個百分點。
四是互聯網日益普及為消費升級創造了技術條件。互聯網的普及使溝通變得空前便捷，居民足不出戶就可以從上百家廠商挑選到心儀的商品和服務，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動消費頻率大幅提高，個性化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滿足。信息傳播的加快和自媒體時代的到來，還加速了各行各業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市場優勝劣汰的機制得到了更加有效的發揮。正是因為有了互聯網技術的推動，才使得通信、零售等消費領域的新業態層出不窮，消費方式日新月異，而人口大國在互聯網時代的特殊優勢也使我國的消費升級故事比其他國家所講述的更為精彩紛呈、引人入勝。網絡的普及和支付方式的創新撬動了網絡消費的大市場，有關部門調查顯示，線上銷售增強居民消費意愿，實際消費量較傳統方式增加約20%。
五是供需結合的宏觀政策為消費升級塑造了良好環境。為推進消費升級和增加有效供給，黨中央、國務院科學決策，加強供求管理，既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又積極促進消費升級。面對持續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堅持創新宏觀調控，注重挖掘消費潛力。以簡政放權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市場效率，使資源向消費升級相關領域集中；扎實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力催生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等新經濟的蓬勃發展；“營改增”及利率市場化等重大改革，進一步降低了服務業發展成本；推出六大消費工程包，有效引導社會資金向新消費領域聚集，增強了服務業的供給能力，有效促進了消費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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