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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紀鵬:A股低迷根源在供給問題 四大行必須分拆

股票來源:時間:2016年03月29日 08:27 編輯:中商情報網

3月27日,“國有企業改革—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在談及資本市場時指出,中國股市起不來根源在供給問題,導致價值投資無法成行。資本市場靠的是交易學,不是經濟學,買股票不是要跟你結婚分紅,而是要賺取買賣差價。只有在供給側給投資人好的產品,能夠炒得起來的產品,價值投資才能實現。

因此劉紀鵬認為四大銀行必須分拆,3560億股的工商銀行世界罕見,股本等同于7個創業板,很難炒動,只有適應資本市場的生態環境,才能讓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躍起來。“我們這個市場到昨天市盈率只有21倍,跟美國一樣,5100點市盈率是34倍,以中國的經濟體量、速度,30倍的市盈率不算高。”劉紀鵬補充。

以下為演講實錄:

劉紀鵬:今天我發言的題目,《建立“強國資,弱國企”的中國模式》。第一,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是企業制度創新;第二是談談中國模式中的國企與國資的關系;第三是中國國資改革中的三大難點;第四是對供給側改革的三點思考。

一、供給側改革的關鍵:企業制度創新

從第一個話題來說,放生剛才已經把國企改革問題闡述的很清晰了,不是在于空洞理論的論述,是在于如何讓22號文以及“1+N”文件能落地。同時,人們現在又看到的是整個國資改革確實在倒退。不管是限薪限酬,還是黨參與治理結構,在法律上不好解釋。第三點,供給改革核心問題誰在供應。所以,緊緊定住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我想是關鍵。政府要轉型,新供給的核心是要調整到大公司制度上來。公司在供給上有幾個要素,西方的經濟學到今天面臨的國資改革的困境,首先得解決勞動問題,勞動處理得怎么樣,勞動跟資本的關系沒有找到一條新路。其次,從資本上看,資本要獲得利潤,混合所有制怎么解決,中國的國資改革之路怎么走,必須要提出具體的東西。第三,還有土地改革的問題,包括對國有企業占有的土地,對對農業土地的證券化經營都應提出具體的改革路徑,這樣就可從新供給的角度提出新產業來,當然還有制度創新。所以,這四個問題不落地的話,我們供給側改革就很難推進。

二、中國模式中的國企與國資的關系:實現國有資本與市場經濟的高效對接

中國模式中的國企與國資的關系。三十年以前我們就提國企改革是核心,但是今天我們發現正是由于這兩個概念沒弄清楚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我們的22號文以及一系列改革的思路難以落地。什么是中國模式,到底存在不存在,我覺得新供給經濟學必須回答這個問題。中國模式是一定能夠走出來的,這就是堅定不移的市場經濟方向和市場經濟運行載體的中國特色的結合。這個微觀載體是國有資本,而不是國有企業。因此,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只有國有資本,不再有傳統國有企業的中國模式。市場經濟跟國有資本的結合,共同在構造現代大公司制度,這既是公司制度創新,同樣也要求市場經濟高端的資本市場和要素市場的配套實現。所以,我們新供給經濟學也好,我們的供應側改革也好,就是要研究這樣的問題。

同時,也要處理好企業跟政府的關系。在中國的模式下,我們的政府不僅是裁判員,還有國家隊教練員的功能。裁判員是以財政部、工商局、司法體系為代表,它要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教練員則以國資委為主。

因此,在由教練員運動員共同組成的國家隊體系中,而在這個體系中,國企與國資的關系首先要厘清,而現在總是把國企和國資混用。我最近參加22號文之后混合所有制文件的討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討論上來文件的名稱就是《在國有企業中推行混合所有制指導意見》,什么叫國有企業?這個概念最后退守到33%,國有股占33%以上的可以推行這個政策。那剩下的百分之六七十的股權如果是民營資本,你強行推行全員持股合適嗎?所以國企跟國資的關系厘不清,這是目前我們改革中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好比在一個果盤,把果盤和果盤里的蘋果跟混淆了,只要里面有一個蘋果,不管果盤多大都說是蘋果,這是存在問題的,果盤的管理和蘋果的管理不是一回事。

在今天經濟下滑的被動局面中,一定要從制度的變革入手。當然,這里面我提到22號文件是一個好文件,其中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國企的分類,一個叫公益類國企,一個叫商業類國企。但還好多同志在講國企要退出一切競爭領域,這句話對不對?中國模式當中為什么還要有市場經濟跟國有資本結合呢?還是跟國有企業結合呢?如果是國有資本產生的現代公司中組部還應該像管國企那么管嗎?限薪限酬嗎?所以,這種背景下,我們分類的問題雖然分了,但是分得極為模糊。從目前看,112家國企報名,誰是公益誰是商業類,還沒有一家報是公益類。怎么辦?理論跟實踐對不上。

第二個是經營性國資的統一監管,這個監管問題,金融類的比產業類的還要模糊,財政部管金融類的和科、教、文衛類的國企合適嗎?財政部作為裁判員,卻整天管國有企業,為國企編制預算甚至給予補貼,這恐怕是說不過去的。所以,經營性的國資實現統一監管,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這個統一,統一在哪個部門呢,現在爭議非常多。如果國企跟國資的問題分不清楚,我們就會把很多的概念都混淆。

談到經營性國資統一監管就引到一個說法,國企要退出一切競爭領域,談的是國企還是國資,大家爭論不休,經營性國資都退了以后還有中國模式嗎?中國模式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中國模式的特征就是市場經濟跟國有資本的對接,你光談市場經濟那不是中國模式。第二,在競爭領域不僅要有國有資本,而且要有強大的國有資本,而不是國有企業。在競爭領域里保留可進可退的國有資本才是中國特色。

三、國資改革的三大難點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如果這樣提的話,一個體制紛爭也就引出了。因此,第三個話題,就是當前國資改革的三大難點:第一個難點是在所有者層面,如何處理財政部、國資委的關系,現在處理不好,兩家爭來爭去。第二個層面就是黨組織跟治理結構的關系,中組部、國資委、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怎么去管理實體企業的人事。第三個話題就是放生剛才強調的勞動跟資本的關系。勞動跟資本的關系實際上非常重要,為什么我不主張簡單的提,要歷史地看待去僵尸,一個概念提出后地方政府會怎么理解僵尸,工人會怎么理解。所以,如何在措詞上,在政策的內涵上能夠有一個按中國改革的方法論漸變穩定的推進,不是照搬照抄,不是一刀否定,這是關鍵。所以,改革的方法論要貫穿在供給側改革的每一個毛孔中。

第一個話題,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也好,國有資本也好,由于概念不清,我在這里面我喜歡用“國資改革”,財政部跟國資委現在爭權奪利,多頭監管,國資委才管了112個企業,金融的和70多個部委的五千多個企業統統在財政部,財政部同時跟國資委爭奪當中把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又拿過去了,一個國家的裁判員把國有資本的經營預算大權拿在手里你能拿得住嗎?國有資本預算大權在財政部手里,這是從理論上到實踐中都說不過去的,這是一個爭權奪利的表現。所以,我們今天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給財政部既要給它一個方法論的出路,它的權力管什么,同時讓它回歸本質,不能管經營性的國資,不公平。憑什么不給私人資本和外資做預算?做補貼,做投入?再說了,那是國企嗎,他們都是現代股份公司了。

因此,我的一個觀點很明確,今后公益性國企歸財政部管,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都有公益性國企,人家該怎么退你就怎么退,退出一切競爭領域,人家那國企是公務員你就公務員,人家那國企限薪限酬你就限,因為它不以營利為目的,中儲棉,中儲糧,全可以拉過去。而在競爭領域里保持強有力的國資,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布局,這才是中國特色。所以,競爭領域里不管是金融的、教育的、衛生的、醫療的,還是產業性質的,都應該歸到國資委管,國資委的提出不是中國人的發明,盡管今天的世界只有中國有國資委,但這是1988年世界銀行對中國改革的建議中提出來的。所以,中國的國資委不是一個短命的產物,我們需要這樣一個部門來實現國家經濟戰略布局的規劃。作為國資委的戰略布局規劃需要國資委的大公司來完成,這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今后國資委可以有四大功能,即國有資本戰略布局的規劃者,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者,國有資產安全的維護者和統計者,以及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的管理者。在這種背景下,國資委主要履行的是監管者的職能,同時必須退出出資人的職能。不能監管者、出資者一人擔,未來的中國就是要保留一個統一的監管者和無數個像淡馬錫那樣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作為出資人,分兵把塊,各個重要的行業可進可退。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把資本運作和戰略布局結合起來。

綜上所述,國資改革的難點首先從所有者、監管者層面解決好國資委跟財政部的關系。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是在治理結構層面,處理好黨和董事會,中組部、國資委和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在治理結構上的關系。就是中國國企難道不能有一個企業家拿一千萬的年薪嗎?我說恰恰由于他們沒有一個拿一千萬的年薪,今天只看到工商銀行世界最大銀行的行長拿60萬,秘書拿一百多萬,大家才說你倒退,不正常,是因為國企跟國資沒厘清。因此,中國只有國有資本控股或者說持股的現代公司的一把手拿到不是一千萬人民幣,拿到一千萬美金,我想國資改革可能是一個成功的標志。因為他做的貢獻太大了,幾百億的利潤怎么就不能拿一千萬美金呢?

目前,由于分不清國資和國企的關系,只要國資沾一點股就叫國企,組織部就去管干部。甚至再不行就把干部分為兩類,搞兩類薪酬。一類是市場薪酬,一類是組織任命的限薪限酬。這都會遺留很多問題。

關于黨管干部的問題,中組部可以通過國資委,國資委再通過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向國資控股的現代公司派駐董事再選舉董事長,這個順序完全能達到黨管干部的目標。同時,又符合了現代大公司的準則,而不是要把黨管干部寫進公司法和出現今天的黨和董事會誰大的僵局。此外,董事會和黨委的關系也一樣,現在大家似乎說找到了解決辦法。兩人職務一人兼,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黨委成員盡量多用副總,但這個現實中又很難滿足黨組織要達到的監督和指揮分開的目標。

所以,今后我們說在這個關系的處理上就是通過國資委資本運營公司向國有資本參股的企業派駐你的干部,這叫做“上面千條線,董事一線牽和資本一線牽”。就職業經理人來說,無論是社會招聘或大股東推薦,都符合現代公司的規范。所以,這個問題的解決這是第二個層面。

第三個層面就是勞動跟資本的關系。美國大選,從特朗普到桑德斯,實際上也在反思美國的體制,包括華爾街的貪婪和沒有處理好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因此,在我們國家,能不能處理好勞動跟資本的關系是國資改革的又一個關鍵點?

混合所有制的推進只有一個辦法,如果放生講的是實踐,我談幾點理論。它的理論就是把經營者、勞動者從過去個人收入最大化建立在企業費用最大化的基礎上,創新到個人收入最大化要建立在企業利潤最大化基礎上,但是我們現在給經營者和員工是給實股還是期股,給骨干還是全員,給實股是買還是送,都非常復雜。還要考慮到這個過程中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員工還要自擔風險,這樣的話哪個企業家敢干。

如果我們要在股份上進行創新,可否考慮把傳統的所有權概念。四個權能即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特別是把收益權單獨拉出來,周放生用的是“分紅權改革”,我用的是“共享分潤制”,關于共享分潤制,民營企業已經走在前頭。什么叫共享分潤制?就是在存量利潤做基數的前提下,增量利潤由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按四四二的比例分享。即增量利潤中所有者分四成,經營者分四成,勞動者分兩成。民營企業在共享分潤制上走在了前列,已經實現了勞動和資本的結合,效果很好。國有企業理論上工人階級不僅是主人,而且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因此,如何正確處理好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國有企業不應該落后,要大膽推進,勇于創新。因此如果說供給側改革重在勞動和資本兩個方面的制度創新,同時推出減稅的政策,那么今天在推行共享分潤制的時候,國家的稅收如何改革,以適應共享分潤制的改革思路,這才推進供給側改革落地的真刀真槍。

四、對供給側改革的三點思考

最后一個話題就是對供給側改革有三點思考。

第一,動態地看去產能,過剩產能都是資源、能源性的居多,包括房地產、股市,都有周期性,今天都去了明天再需要回來怎么辦?所以,去產能不如增儲備。儲備怎么增,政府要引導有政策。鋼鐵都去了,石油都砍了,會不會明天又需要?所以,我們在這里面去產能還是增儲備在這個政策發力上做文章。一說房地產,房地產這么低迷你盲目的又來一個爆炒還是鼓勵大公司適當的收購,當一個新的周期來的時候我們再釋放平抑房價。這是第一個思考。

第二,歷史的看待去僵尸,這個詞聽著讓國有企業的人不舒服,他們從歷史上看,不管怎么說中國今天的工業基礎,國企做過貢獻,第二他們今天在理論上還是國家的主人,共產黨的基礎,這個問題一定要找到妥善的辦法,財政資金應當給予妥善安置相關企業的職工。財政也有這么多錢。我做了三百個企業改革的方案,我深深知道方法論的重要性,一個觀點提出以后怎么落地。我們在評論中央、國務院有些文件提的多、能落地少的時候,我們理論家應多側重落地的對策。

第三,如何尋找新供給。我舉三個例子,什么叫新供給?三個例子在哪兒?30號31號世界能源互聯網大會在中國召開,高鐵爭議多那不是原創,中國原創是特高壓電網,五千到一萬公里的輸電問題我們解決了,這邊電力上中國的北方是能源中心,南方是負荷,西部是水電,東部又是負荷。所以,你送送油都不如送電,而化石能源今后是不是還能成為能源,這取決于綠色能源的發展。煤炭石油,作為一次能源轉化成二次能源跟消費者見面必須得是電,今后的綠色能源,太陽能、風能、水能等,也不能直接跟消費者對接,還得靠電。“一帶一路”,中國人終于在陸地上有優勢了。不就是靠鐵路、電路?德國的一度電五毛美金,新疆如果送過去所有都算上頂多兩毛五,在國內也一樣。今天的化石能源的轉換,明天清潔能源的發展,這里有多少新供給的產業?所以,特高壓電網是繼高鐵之后中國又一個新供給,這叫中國模式。朱棣文和駱家輝看特高壓電網說看十分鐘,最后看了兩個半小時,說我們搞不了,因為我們是聯邦制和私有化。我們也沒有跨州的電量的交換,中國可以配置,中國地理位置也決定了。新供給能不能提出來?這是一個能把霧霾降下來,經濟搞上去一箭雙雕的好供給。

第二,土地信托,中信干的,黑龍江三百萬畝土地用信托的方式把農業的產業化,農村的公司化,農民的股東化,土地的證券化完成了,孟山都、拜耳全都來了。這個規模化經營,金融的支持一下把農業的多少勞動量都釋放出來了,所以農民拿這個信托券,30多萬人,9萬戶,每年分兩次紅將近九萬塊錢。外國的遙感測繪沒見過這么大的農業股份公司,科學種植全解決了,這叫新供給,這叫中國模式,別人拷貝不了。

第三,我再談資本市場,為什么起不來?供給的問題。中國的股市起不來不就是以四大行為代表大恐龍,價值投資引不過去,所以四大銀行必須分拆,用艦隊戰略取代航母戰略,我們一個工商銀行3560億股誰炒得動,世界沒有這么大的,當時的設計就有問題。所以,從供給側改革入手,一定要把資本市場的活躍和大恐龍分拆結合起來,一個工商銀行一分為五,價值投資就能玩起來。資本市場靠的是交易學,不是經濟學,買股票不是要跟你結婚分紅,而是要賺取買賣差價。你在供給側給投資人供應好的產品,能夠炒的起來的產品,價值投資就被引導過去了,誰還玩創業板的高泡沫?所以,從總體看,我們這個市場到昨天市盈率只有21倍,跟美國一樣,5100點的話市盈率是34倍,以中國的體量、速度和錢多,30倍的市盈率高嗎?但為什么大家覺得這么高呢?因為創業板147倍的市盈率,直到昨天還81倍。可是500個創業板企業他們平均上市的股本只有9500萬股,一個工商銀行是3560億股,一個工商銀行頂7個創業板板塊,這種市盈率的假象就掩蓋其間了。所以,適應資本市場的生態環境才能讓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躍起來,分拆一個個的大恐龍,使它適應這一生態環境,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在資本市場的體現。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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